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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初王建安以开国功臣自居,惹得毛主席发火,差点丢掉上将军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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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初王建安以开国功臣自居,惹得毛主席发火,差点丢掉上将军衔

元游棋牌(中国)官网 - 棋逢对手,牌见真章 808 阅读 约 5.5 分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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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五位上将戴上肩章时,王建安的名字空着。

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,北京中南海怀仁堂,授衔授勋典礼举行。

许多老战友换上新式军服,肩章在灯下发亮。

王建安没有站到那一排里。

这件事怪就怪在,他不是资历浅的人。

黄麻起义走出来的老红军,红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,山东战场的硬将,三野第七兵团司令员,后来又入朝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

按这份履历,他离“上将”并不远。

可临到授衔,偏偏卡住了。

王建安生在湖北黄安,也就是后来的红安。

少年时家境贫寒,二十岁上下投身革命,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。

那时的大别山,不给人留多少退路。

山路窄,枪少,粮更少,队伍拉起来又散,散了再聚。

王建安就在这样的队伍里磨出来。

红军时期,他先后在红四方面军任职。

到川陕苏区,他已经不是普通战士,而是能带兵、能打硬仗的干部。

这不是嘴上说出来的功劳。

枪声里升上来的人,身上总有一股硬劲。

王建安也一样,打仗敢顶,遇事也敢顶。

这股劲,救过队伍。

也差点绊倒他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王建安到了山东。

山东根据地山多、路杂,敌伪顽力量交错,仗不好打。

他历任山东纵队副指挥、鲁中军区司令员等职,在鲁中山区长期作战。

到解放战争,鲁中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,王建安任司令员。

后来济南战役打响,许世友任山东兵团司令员,王建安任副司令员。

两个性子都硬的人,被放到同一张作战地图前。

这张地图上,是济南城,是王耀武部,是华东战场的一道大门。

王建安没有退到角落,他在副手位置上照样压上去。

济南拿下后,战场很快向淮海、渡江推进。

到一九四九年二月,王建安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。

四月,渡江战役开始。

第七兵团向浙西、皖南方向推进,随后解放杭州,王建安兼任浙江军区司令员。

这一年,他四十一岁。

从放牛娃到兵团司令,王建安确实有资格回头看一眼来路。

可新中国刚成立,最怕的恰恰是“回头看功劳”。

一九四九年三月,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,要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,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

这不是一句空话。

进了城,住进机关,坐上办公桌,老革命最容易被功劳缠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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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冲锋陷阵,现在管人管事,一句“我打过多少仗”,就可能压住组织原则。

王建安的问题,就在这个风口上被放大了。

一九五二年,王建安又去了朝鲜战场,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

秋季战术反击作战、后来的夏季反击战役,第九兵团都在前线。

朝鲜的山地、坑道、炮火,把人的身体往死里耗。

一九五四年春,王建安因高血压病倒,病情严重,只得回国治疗、休养。

人从前线撤下来,风波却没有停。

同一年,七届四中全会后,华东方面召开会议,传达和讨论相关决议。

会议材料里,王建安被点到了。

落在他身上的字眼很重: “功臣自居” 。

这四个字,对一个老将来说,比处分本身还重。

因为它不是说你哪一仗没打好,也不是说你哪一道命令下错了,而是说你把过去的功劳,摆到了组织前面。

王建安的脾气硬,早就不是秘密。

老部队里有人服他,也有人怕他。

可到了评衔前夕,这种评价就不再只是性格问题了。

一九五五年,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。

上将名单一遍遍酝酿,王建安原本有足够分量进入其中。

但“功臣自居”的结论摆在那里。

名单送到最高层审定时,王建安这道坎没有轻易过去。

主席一向反对居功自傲,尤其反对革命胜利后把个人功劳摆在人民和组织之上。

王建安差点就从上将线上掉下去。

那一刻,他过去打下的仗还在,履历还在,伤病也还在,可肩章没有落到他肩上。

他沉了下来。

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,怀仁堂里完成第一次授衔。

五十五位高级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,王建安不在其中。

这个空缺,谁都看得见。

可事情没有就此定死。

王建安的问题后来没有继续扩大。

组织重新权衡他的历史贡献、现实表现和具体情况。

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,王建安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迟了四个月。

这四个月,对旁人也许只是日历翻页;

对王建安,却像一扇门先关上,又慢慢打开。

他终于拿到了上将军衔。

但从此以后,他的仕途走向也很清楚:沈阳军区副司令员,济南军区副司令员,福州军区副司令员,后来任中央军委顾问。

一个“副”字,跟了他许多年。

王建安没有再回到兵团司令员那种站在最前面的角色里。

他更多时候坐在副职位置上,听汇报,看材料,下部队。

晚年的他,反倒显出另一面。

一九八〇年,他仍多次外出调查,向党中央、中央军委、中央纪委写调查报告。

别人以为老将军该养病,他还在翻材料、跑基层。

同年七月二十五日,王建安在北京病逝。

临终前,他留下丧事从简的愿望:不开追悼会,不送花圈,不组织遗体告别,不通知生前好友,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。

这几条,比任何辩解都重。

当年差点被“功臣自居”四个字压住的人,最后把自己的身后事压到最低。

北京的病房里,文件收起,军装放好。

王建安走后,家人照他的意思办,门外没有热闹的队伍,也没有铺开的花圈。

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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